“为落实‘非必要不返乡’原则，辛苦各位片长、组长、邻长，请大家及时前往各自服务范围了解情况，宣传政策，抓紧上报。”作为安徽省亳州市邻长制基层组织体系建设试点社区，汤陵街道和谐佳苑社区住着余户、2万多居民。面对这样一个大“摊子”，特殊时期的任何一次指令，社区党总支书记王磊都不敢有丝毫耽搁。
入冬以来，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持续存在，亳州落地运行半年之久的“邻长制”一次次直面“大考”。
“报告组长，和谐佳苑社区名筑苑4栋1楼至5楼，共15户。经电话沟通、上门了解，有5人在外务工，其中3人有返乡计划，已安排在亳州市外出务工人员管理系统中进行登记。”新晋“邻长”的超市老板胡修闻收到工作群消息后，立马打烊，跑到自己的服务范围，挨家挨户了解情况、作出反馈。
又一次“大考”的成绩，王磊感到满意，“去年年初，武汉暴发疫情时，我们仅有的10多名社区工作人员每人需要‘包保’近户居民，全部完成排查需要近3天。这一次，社区内名邻长、65名组长、13名片长同时行动，有效衔接，仅用了不到4个小时，而且几乎消灭了盲区，结果更加精确。”
1.打造“一贯到底、上下联通”的基层组织体系
“‘邻长制’这一理念的诞生，源自我们对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总结与反思。”亳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秦凤玉说。
如何让信息与政策及时、全面、精准地传达到位？如何让基层诉求得到真实传递、快速反馈与妥善处理？打造一个“一贯到底、上下联通”的基层组织体系，亳州开始探索。
亳州地处淮北平原，区域面积大，人口多。“亳州主城区谯城区常住人口超过万，主城区之外，亳州自然村数量多、分布广，较大规模村庄人口能够达到万人以上，中等规模村庄人口平均也在人左右。”亳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守雨介绍。
改革，不是简单地对原有网格进行再切分。“如果将原有的网格化管理比作‘切蛋糕’，在这一基础上，无论再切多少刀，永远是平面上的改变，我们要从垂直的角度找办法。”秦凤玉说。
经过大量走访调研，亳州初步提出建立贯通“乡镇（街道）—村（社区）—片—组—邻”的邻长制基层组织体系。
城市组织单元划分上，亳州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划分若干区域，称作“片”；片内以户左右居民为准，划分成“组”；组内以居住临近的10户左右居民为准，划分为“邻”。片长由社区“两委”干部或社区其他专职工作者担任，组长由居民小组长、转岗退役军人、业委会委员等担任，邻长则由邻内热心公益居民等担任，党员优先。
“邻长制”落地农村，进行了具体调整。“农村与城市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用脚硬挤进鞋子的滋味不好受，我们要让鞋子本身就合脚。”秦凤玉说。
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赵桥村作为试点村，在一个行政村范围内划分若干区域为“片”，原则上以原有村民小组为“组”，居住临近的10户至20户村民为“邻”，把常年在外务工的村民也一并纳入体系。在这里，各级负责人的选拔标准，也从“善于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员”转变为“具有一定威望，最好善于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员”，而且年龄放得更宽。当然，党员优先不变，“热心”优先不变。
2.“邻长制”让热心人有名分
摸排、筛查、扫清死角、建立“工事”……“邻长制”因防疫现实需要而生，也在防疫高压态势下不断完善。
疫情的复杂性，促使邻、组、片之间保持紧密联动，力求步调一致；疫情的紧迫性，倒逼邻长、组长、片长迅速建立垂直关系，寻求最为短、平、快的方式进行沟通；疫情下群众需求的多样化，也推动着“邻长制”落细落小，发挥作用。
“如果说，原先的网格管理员是一个个‘大喇叭’，声音虽大却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听得见。那么邻长就是一个个‘小喇叭’，时刻回响在群众耳边。”秦凤玉打比方说。
“居民遇事不用慌，打个电话找‘三长’。”“邻长制”全面覆盖，“三长”各司其职，让这句标语走出横幅，走进群众心里。
对此，和谐佳苑社区名筑苑居民马心颖感触颇深。由于楼上排水管断裂，导致她家墙壁严重受潮，正犯难时，她一下想到了贴在门外的“邻长联系卡”。一个电话打给邻长王光辉，王光辉立刻上门查看，并反馈在工作群中。隔日，社区安排物业对排水管进行了焊接，问题得以解决。
“以前，总觉得个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微弱，归属感也不强，甚至有人在一个社区住了多年，都不知道社区的名字。现在，有邻长在身边做实事，感觉社区更像一个互助互爱的大家庭。”马心颖感慨。
为防控疫情上门摸排、帮助居民解决生活难题、调和邻里矛盾……邻长们奔忙的身影，群众看得真切。而在更多不被注意的角落，必须拥有“千里眼、顺风耳”的邻长们，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