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最早从理论形态上去把握油画民族化
2014年2月21日，曹庆晖教授在北京新保利大厦带我们一起回顾中国油画的四百年。一个半世纪前，西方文明强力撞开中国的大门。表面上看，中国社会的全面融合西方文明是这150年间的大势所趋;但当西方文明的灌入到达一个饱和点之后 即中国社会完全掌握西方文明要点之后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新一轮的中华文化同化异质文化、创造属于自己时代辉煌的鼎新过程，已经显出端倪。中国油画，就是中华文化开始同化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民族化这个事情主要跟董希文有关系，董希文是比较自觉地在美术界里边最早从理论形态上去把握这个话题的人。不只是一个实践形态，而且是一个理论形态，他有一篇从中国绘画的特点谈到油画中国风，其实他建国以后，虽然在一边倒的过程当中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本身来说不可能永远依附在老大哥的怀抱里边，之所以苏共和中共之间，两*出现了分歧，也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干涉太多，所以说五十年代的时候，54年还是55年毛泽东有一次借鉴了音乐家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里面非常明确公开地表达就是中国要有中国的民族气派，中国要有中国的民族作风，他有一个系统的谈话，这个谈话据说是董希文参加过，虽然是音乐家的一个谈话，但是董希文听了，这个正好和他心里面想的事情是碰撞、对接起来的，他觉得油画里面要有中国自己的血液、中国自己的语言，提出一个油画中国风的口号，后来逐渐转成油画民族化，在这个时候董希文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央美院有三个工作室：董希文工作室、吴作人工作室和罗工柳工作室，就是我们今天美院的一二三画室的前沿。这是他最初画的《开国大典》，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是后来别人复制改动的那张，原件是已经被董希文先生修成这样的了，这个里面的人物关系打倒一个就灭掉一个，打倒一个就灭掉一个，后来他坚决不改了，不能再改了，变成这么一个。今天你去国家博物馆，一进大厅里边有两张，左边一张、右边一张。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种后来董希文曾经在敦煌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在这张画里边，这种云朵的处理，这是栏杆的处理，地毯的处理，甚至菊花的处理，宫灯的处理等等都是那种和中国的绘画传统有紧密相关的东西。因为这张画画的比较大，很多的技术材料董希文先生自己在那儿创造的，我们会看到地毯的肌理感非常强，毛茸茸的， 董希文的画风很多变，他强调油画中国风，并不是一种图式和符号就成为中国油画中国风的定论，他本身的变化风格面貌特别多。 董希文工作室的徐行之，就是三十年代我们刚才看大概有左翼倾向的，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的《银色交响曲》，这样的画你今天觉得好像无所谓了，就是这样的，今天画的比他好的人多了，质感可能更好，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什么话题我要讲，就是说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这样一种相对来说好像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之间表达不那么直接，这个是比较另类的。这个题材选择就不多，再加上他的这种技术处理在当时有很多人是想不到的。更关键的是他画的挺朴素，今天的很多油画家画的确实比他好，但是画得太俗气，特腻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看了两张就算了，这张画后面还是有它的修养在里边，这只能说到这儿了，只能这么讲。